“我和江姐是朋友，我帮她做过很多事，我才不是杀害江姐的凶手！”

1953年7月20日，一场公审大会正在四川荣县举行，被审判的是，一个叫黄茂才的国民党监狱看守。

他被控参与了1949年11月27日，国民党特务对江姐等革命先烈的屠杀。

法院经过审理，判处凶手黄茂才死刑，并召开了全县公判大会。

善良的川民本就痛恨国民党特务，加上他杀的又是革命烈士江姐，所以对台上五花大绑的黄茂才恨得咬牙切齿。

宣判之后，群情激奋，“杀了他”、“为江姐报仇！”的呼喊声响彻云霄。

可是就在行刑人员要扣动扳机，对黄茂才执行死刑的时候，他忽然用尽全身力气，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，说他不是凶手，而是江姐的朋友.

听了他的话，在场的人目瞪口呆，审判台上的干部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决定请示上级。

上级很快下达指示：暂缓执行，重新审理。

这让在场的群众愤愤不平，经过审理的案子，怎么会让这特务给脱罪了？

不久，新的调查审理结果出来了，黄茂才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。

我们分析这个逻辑，如果他是杀害江姐的凶手就该枪毙，死有余辜，如果他是江姐的朋友就该释放，这样的判决多少让人们有些费解。

不过广大群众认为，黄茂才是刽子手应该没错，很可能是牵动了其它不为人知的案件，左右了判决结果，杀害革命先烈的特务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

然而29年后，在县里召开的政协会议上，有人发现，黄茂才却堂而皇之地出现了。

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叹，这起有关革命烈士江姐的凶杀案，为何是这样一波三折，黄茂才能够成功保命。

真相到底是什么？

1926年，黄茂才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吃上顿没有下顿。在舅舅的资助下，黄茂才上了几年小学。由于他天资聪颖，学了不少文化，写得一手好字。

后来舅舅病逝，黄茂才只好辍学。为了维持生计，17岁的黄茂才到当地士绅刘德标家中打短工。1945年春节，刘德彪家大少爷刘仲威无意中看到了黄茂才写的春联，一眼就相中了。

他开口就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给你找个美差吧。”

黄茂才一愣，问道：“少爷，啥子美差？”

刘仲威说：“给我当秘书”。

原来此人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是那就是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。

黄茂才一听到“衙门里”上班，脸上随即乐开了花。那年头老百姓饥寒交迫，谁不想捧个衙门饭？

1947年8月，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被并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，黄茂才自然也跟着到了二处，工作依旧比较轻松，负责管理档案。

黄茂才挺老实，不会巴结上司，没有请客送礼，所以这个美差很快被别人顶走。

黄茂才灰溜溜地离开之后，到了太平门邮检组工作。所谓的邮检组，就是检查邮件的，防止邮件里有违禁品。

这个工作责任性非常强，工作量也很大，经常累得东倒西歪。人一疲惫就容易出错，结果黄茂才漏检了进步书籍和延安的重要文件，后来被发现，黄茂才因此受到了处分，在1948年6月，“降级”到渣滓洞当看守。

渣滓洞里关押的都是政治犯，他们都是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坐牢的，当然也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。

渣滓洞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。

在上任之前，黄茂才按照规定写了保证书：

由于看管的犯人具有很大的“危害社会性”，都是“十恶不赦的坏人”，因此特作如下保证：

（一）、对渣滓洞的犯人，要拿出十二分的注意力看守。

（二）、防止他们在牢房里有小动作，比如挖地道逃跑。

（三）、放风的时候对要犯一定要严格看管，不许他们交头接耳，互通消息。

（四）、不许外人向监狱里传递食品、报纸和书信。

（五）、不许跟犯人闲谈，不能照顾犯人，更不能表示出对犯人的同情。

如若查出包庇袒护行为，军法从事。处于人生谷底的黄茂才不想再丢了这个饭碗，也不想连累家人，表示牢记自己的保证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但是没过多久，黄茂才的态度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。

这些犯人看起来个个知书达理，彬彬有礼，谈吐斯文，还充满善意，和蔼可亲，一点都不像什么“坏人”。这颠覆了黄茂才原有的观念，他对“犯人”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。

下面发生的事，让他和“犯人”们走得更近。

1947年6月的一天，黄茂才正在渣滓洞值班，突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犯人。

黄茂才立即按照惯例，对犯人进行登记。首先登记的，是一个容貌俊秀的年轻女犯人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曾紫霞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19岁。”

“籍贯？”

“内江白马庙。”

问到这里，黄茂才眼睛一亮说：“我们还是老乡呢，我自贡荣县人，距离好近。”

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；黄茂才倒是没有泪汪汪，但是亲近感随之产生。

黄茂才十分好奇，一个不到二十岁且如花似玉的女孩，为何要冒着杀头的罪过，勇敢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？

而且曾紫霞当时还正在热恋中，她的男友就是和她一起被押进来的革命者，名叫刘国志，是四川宜宾人。

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为什么不尽情享受亲情爱情，要到暗无天日的监狱，遭受酷刑折磨？

曾紫霞得知黄茂才出身贫苦，而且心地不那么坏，也不算是特务，只是一个混饭吃的看守，开始有意识地对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曾紫霞告诉他，不是我不想过好生活，而是这个世道太崩坏，国民党政权太腐败邪恶，好人根本无法生存。为了让好人有尊严地活着，我辈必须流血牺牲，推翻那个政权。

“谁不想跟父母在一起，谁不想相夫教子，世道不许啊”，曾紫霞无奈地说。

听着听着，黄茂才豁然开朗，明白了为什么被关进去的都是好人，因为是坏人当道啊。

大约半个月后，渣滓洞集中营又迎来了一个女政治犯，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小说《红岩》中的江姐原型——江竹筠。

江姐，原名江竹筠，曾用名江志炜、江雪琴，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市。

1944年夏，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的江竹筠，开始为党工作，不久入党。

1948年夏天，革命队伍中出了一个叫甫志高的叛徒，出卖了江姐。6月14日，江姐在万县(今重庆市万州区)不幸被捕，被押解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。

登记犯人信息的时候，得知江姐的老家在自贡大山铺之后，黄茂才又惊又喜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们是老乡，有事您说话，我尽力而为。”

然而江姐看了看穿着一身国民党军服的黄茂才，立即露出一脸的鄙夷，不屑地转身过身去。黄茂才并没有介意，初来乍到，谁会相信一个看守呢？

不久后，江竹筠被提出受审，说是受审，不如说是用刑。

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亲自审问，让江姐说出党的机密。

江姐不为所动，啐了徐远举一脸唾沫。

徐远举恼羞成怒，下令特务对她施以各种酷刑——老虎凳、吊索、带刺的钢鞭、撬杠、电刑。更有甚者，特务丧心病狂，甚至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，鲜血直流。

在受刑的时候，江姐多次昏迷过去，毫无人性的特务们，用凉水将她泼醒之后继续用刑。

回来的时候，江姐已经步履蹒跚，跌跌撞撞，血迹和衣服粘连在一起，惨不忍睹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黄茂才悄悄向一个特务打听：“李处长，这个女共产党招了没？”

“别提了，这些共产党人都是硬骨头，徐区长刑罚用尽了，也没有吐出一个字，气得徐区长直骂娘。”

黄茂才听了毛骨悚然，对特务的残忍产生了憎恶，与此同时，内心里对江姐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江姐在受审过后被转到了另外一间女囚室，与内江老乡曾紫霞和李青林等人关押在一起。根据曾紫霞反馈的信息，江姐才知道黄茂才是个不错的人，自己先前是误会他了。

不过江姐内心仍旧充满警惕，她再三叮嘱同志们，在感化黄茂才的同时，一定不能丧失警惕。利用黄茂才可以，但是不能将党的机密泄露给他，给党造成损失。

是啊，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，自己的同志还有可能会叛变，怎么能凭一个看守的几句话和举动，就对他掏心掏肺？

话虽这么说，江竹筠仍旧寄希望于黄茂才，真能争取到他，关键时刻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中秋节到了，不少特务和看守们都放了假，监视的人比平时少了三分之一。于是江姐趁机跟黄茂才“摆龙门阵”，讲曾紫霞讲过的道理，说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组织。

黄茂才半信半疑，问江姐：“历史上的皇帝，没有一个人不说是为穷人打天下，结果呢？都是为自己打江山。”

江姐说：“共产党言出必行，真正实现了‘耕者有其田’，现在解放区的农民们都有了自己的土地，共产党永远不会收回。”

“共产党来了，我父母是不是都可以分到土地了？”

“是啊，地主全部被打倒，他们的土地当然会分给穷人。”

听到这里，黄茂才动心了，他想起了自己八岁的时候，爷爷因病去世，因为没有一块安葬之地，爷爷狠心把十六岁的姑姑卖了，十一岁的时候，父亲打死了地主一条狗，地主竟然让父亲给狗披麻戴孝。

想到此，黄茂才血脉偾张，他一定要尽可能地帮助一下这些共产党人。

江竹筠对黄茂才的转变感到欣慰，但是又不能肯定他是真心的转变。为了确认这一点，江姐和曾紫霞商量之后，决定对黄茂才进行试探。

这一天江姐趁着没人的时候，让黄茂才给自己拿来纸笔，写了一封信，让黄茂才带出去。黄茂才果然将信送了出去，送到了一个商店老板手里。其实这个商店老板是江姐的亲戚，根本不是什么地下党，至于那封信里，也根本没有什么秘密，是让亲戚给自己带生活用品的。

江姐她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，经过很多同志的叛变，怎么会轻易相信一个看守？如果是敌人的圈套，那么同志们岂不是暴露了？

再说了，一个地下党被捕之后，地下党组织为防止万一，第一时间会把跟被捕同志接触的联络人员全部转移了，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再冒险工作。

这是地下党的铁规，不会改变。

经过这次考验，至少可以确定，黄茂才可以信任，能为大家偶尔跑跑腿。

之后，黄茂才利用外出机会，前往重庆大学医学院女宿舍给况淑华带去曾紫霞、江竹筠等人的问候信件。

当时，狱中的同志们想要了解国内外局势，黄茂才自告奋勇，自己花钱为江姐他们进城代买。

为了感谢黄茂才的帮助，江姐她们在昏暗的牢房里，织了一件毛衣，在黄茂才生日的那一天送给了他。

当黄茂才穿上满含江姐她们深厚情谊的毛衣时，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，他的眼眶湿润了。

自己不过是利用职务之便，做了一些很平常的事，可是这些前途未卜的共产党人，却还想着自己，她们太好了。

此时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，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已经丢失了半壁江山，只剩下西南西北，而西南也很快会被解放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些共产党员自然是凶多吉少。黄茂才虽然不是核心人员，不知道军统处决命令，但是他有一种直觉，也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。

时间到了1949年下半年，国内形势更为严峻，特务加紧了对渣滓洞的看守，黄茂才因为不是特务出身，无法再受到上司信任，被遣返回家。

临走之前，他找到江姐她们，眼含热泪说：“我要被调走了，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。”

江姐拿出纸笔，给三岁儿子彭云写了一封信，递给了黄茂才：“把它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，交给一个谭竹安的人，就说是他表姐写的。”

黄茂才郑重地接过信，转身出去。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他跟江姐的诀别。

黄茂才不负重托，将那封信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，交给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。不久之后，黄茂才得到噩耗，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大都被国民党特务枪杀。

听到消息，黄茂才泪如雨下。

1952年，镇反运动在全国开展。黄茂才因为是反动人员，又在渣滓洞待过，自然被追究责任。（因为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，囚禁于此的二百多位革命志士被杀害。）

因此，已经担任教师的黄茂才在教室被带走，1953年，荣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。

在受审的时候，他极力申辩，说自己不是特务，还为江姐他们做过好事，但是空口无凭，没有人相信。

他提到了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，提出了那封信，提到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，可是此人不知去向。

在行刑的那一刻，他再次大声疾呼，说自己是江姐的朋友。

监斩的县委书记听到之后觉得可能会有隐情，为了不错杀，他请示上级，法院改判黄茂才无期徒刑。

在监狱里住了十多年后，他因为表现好而被减刑释放。

出狱之后，黄茂才继续为自己奔走。他翻箱倒柜，拿出了那件江姐亲手织的毛衣，对妻子说毛衣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妻子说：“别傻了，毛衣不会说话，上面也没有写字，能说明什么？”

听到这里，黄茂才泄气了。他仰天长叹：苍天啊，你为何不开眼，难道让我背一辈子黑锅？

1981年，老天真的给了黄茂才自证清白的机会。那年5月的一天，重庆市博物馆举办烈属座谈会。会上，领导提出要搜集整理烈士遗物的意向。

这时，作为江竹筠亲属参会的谭竹安说，他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牺牲前给他写的亲笔信。当说到送信人的时候，谭竹安提到了黄茂才。

与此同时，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卢光也寄来一封信，说他们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室，发现渣滓洞幸存者写的材料，其中提到了黄茂才为我党屡屡做事的情况。

紧接着，黄茂才又根据线索，找到了在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的曾紫霞。

曾紫霞于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，其未婚夫刘国鋕则于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!

这时候的曾紫霞已经是满头银发，黄茂才也早就两鬓斑白。阔别了三十年的患难之交相见，场面自然极为感人。

了解到黄茂才这几十年来的风霜经历之后，曾紫霞感叹不已。她随即联系了健在的知情者，写材料为黄茂才申冤。

1982年4月12日，是黄茂才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，荣县人民法院院长亲自登门，将无罪判决书递到了黄茂才手上。

黄茂才拿着判决书，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，在村里来回奔走，见人就喊：我无罪了！

好事成双，荣县政协不久后增补黄茂才为政协委员。

尽管如此，黄茂才还是愿意在家乡种地、种菜，养鸡养鸭，颐享天年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田园生活，自己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报偿，只是精神上的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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